香港为何占中？
从历史角度看，“一国两制”下的港人治港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。1983年6月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，双方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五项协议，其中一项就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协定——“有关在计划开始的五年期间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临时立法会的条款。”
根据这项协定，全国人大于1985年4月作出决定，同意在香港设立一个由上议院和大法官组成的临时立法会，作为香港特区的最高立法机关。议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选举产生，任期三年；在临时立法会任期内，除应依法制定的附属法律外，其他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必须经其认可。
1990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又对这种模式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规定。然而，临时立法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代表大会，它既不是选举产生的，也不是代表机关，而是一个立法机关。
2007年和2010年进行的两次修订，使这个由非人民代表的机构逐步向代表机构过渡成为了可能——虽然这一过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。 （详细历史可参考本人之前的答案： )
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“港人治港”、高度自治这一条道路本身是有其客观原因的，也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来的。它不是某个人的设计，也不是某届政府的突发奇想，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为了维护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而必须做出的选择。当然，这条道路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实施，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。
对于“占中”运动，我们应该看到，这既是某种诉求的集中反映，也是某种情绪的激烈表达。这些诉求和情绪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。我们既要反对“占中”，也应该反思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这些合理的诉求，疏导和消弭激化的情绪。
在“港人治港”、高度自治的前提下，这是一个需要政府、社会和企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过程。 我们应该明确，“港人治港”没有错，高度自治也没有错，但是“港人治港”和高度自治并不是让一切照旧、没有任何改革的借口。如果政府或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，或者说行政主导的机制在施政过程中没有有效地回应公众的需求，那么就需要进行改革，甚至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来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。
对于占中的学生来说，他们提出的要求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，应当得到满足以体现民主协商的诚意。对于占中的市民而言，他们的很多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，政府也需要认真反思和权衡。 对于香港的商界和社会各界来说，他们在“占中”中所表现出来的立场也是有其政治基础的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港府的政策往往更多地考虑英资和大财团的利益，而对于中产阶层的处境和需求则关注不足。我们需要正视和理解这些利益群体的不满，通过协商和谈判找到出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