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明星禁止来华原因？
1.政治因素 2016年，我国与韩国政府联合发表《中韩文化交流合作行动计划（2016-2017）》。该文件指出，双方将“加强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”“积极互办文化展和艺术活动”等。 在两国关系趋于冷淡的2015年时，中韩两国文化部长还共同宣布启动“亚洲文明对话”项目，计划到2018年举行四场座谈会和论坛；然而到了16年后，这个项目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。
在“限韩令”出台前不久，我国文化艺术部曾在2015年9月出访韩国，这被看作是中韩关系趋冷后“文化外交”的一次试探性举措——访问团除了与韩国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学术交流之外，还顺道参观了一些旅游胜地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这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化访问，竟然会成为以后“限韩令”的导火索。 2015年9月，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抵达仁川机场时，有记者获悉，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耿文秀在机场向媒体告诉记者，这次文化活动是两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，并希望这些活动能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。 不过当记者问道“会不会影响两国的文化交流”以及——“是否因为政治因素而缩减了规模”时，耿文秀却予以了否认：“没有这个情况。这是很正常的、很大的交流活动。”
然而，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，就是在这一年之后，这种“正常”的交流活动却开始变得“不正常”了起来。 先是在2016年的11月份，有网友爆出在上海某大型图书城出现了大批禁书——包括张紫瑜的《朝鲜女人》、金英哲的《美丽心灵》在内的数十本韩文原版书籍被人用透明的封套密封起来，上面还贴上了中文标签，注明了“严禁进口”和“禁止流通”。这些图书大都被摆在了书店的角落里，看起来像是故意而被隐藏起来的样子。
而这些所谓的“违禁书”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，大多是讲述韩国老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——比如有一本书名为《黑眼睛白声音》，内容涉及了韩国社会底层人士的生存状态；还有一本书名为《我是妈妈》，讲述的是一个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成长的故事……这些“违规”书籍虽然谈不上“黄暴”，却也的确不够“正能量”，当然更不符合我们一贯以来的“主流价值观”！ 随着舆论不断发酵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紧急发文澄清，称“近期有部分出版物打着学术研究或记录真实的旗号，歪曲党的历史和人名革命事业，伤害我党和我人民的感情，性质恶劣，后果严重……”“对于此类出版活动及侵权盗版行为，我们将坚决查处”！ 但让人奇怪的是，就在这一事件刚刚过去不久，又一起类似的事件再次浮出水面。
这一次被指“盗印”的出版社竟然是位于北京的百年老店——商务印书馆！有媒体爆料称，这家创建于1897年的我国第一家民族印刷企业，竟被发现大量盗印韩国教科书，发行量高达上千万册！ 针对如此大规模且年代久的抄袭事件，新华社于2017年1月23日发布了文章《新华视点：盗版者偷工减料 受害者岂止教育》进行分析，文中提到，由于国内现行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尚欠完善，导致盗版者“只抄不审”“只赔不治”，最终“受益全无底线，损失全给国家”！ 文中还补充道，目前，国内各类出版主体超过4000家，但只有26家具有出版外国教材的资质，而具备电子音像出版资格的仅有3家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出版机构都无缘涉足涉外出版业务。
正是由于“限韩令”使得中韩文化交流全面受阻，才导致了这一类本该被遏制的现象一再出现。